西瓜视频2024年11月13日发布:李艳红丨专业何以正当化：再论新闻权威概念

摘 要 “新闻权威”概念为讨论数字时代新闻业“命运”提供了重要的文化视角，近年来成为数字新闻业研究的重要概念。但这一概念仍显模糊，本文希望在前期学者的基础上为进一步厘清这一概念做努力。将新闻权威视为一种专业 / 职业的文化权威，认为理解新闻权威的核心在于理解新闻作为一个专业何以成立以及何以正当化的问题。放在职业社会学脉络中，通过梳理职业社会学领域的三个不同的流派：结构 / 文化学派、控制 / 生态学派和互动建构论视角，本文为分析数字时代新闻权威的境况、变迁和挑战提供了一个分析框架，并以此为依据做出初探性讨论，期待以此激发更多实证研究。

关键词 数字新闻；介入性新闻；受众；新闻生态

数字时代新闻职业面临的危机与机遇，几乎构成了当代新闻业研究的中心主题。业内人士往往从经济的角度予以理解，认为这一困境与机遇的核心在于，当新闻业赖以长期可持续生存的经济和财政基础以及支撑这一基础的商业模式面临冲击，如何寻找另类发展模式以支撑一个负责任的新闻业。然而经济并不是理解新闻业变革的唯一维度，在新闻学术界，文化的视角更受关注。在学者们看来，数字时代新闻业受到的冲击和困境，其核心和本义更可从文化角度提供深层理解。新闻权威概念是这一讨论中最关键的概念，被用来讨论数字时代新闻业的走向，包括新闻权威在数字新闻生态系统下如何受到冲击，又如何正在被重构。典型的观点如吉特林 （Gitlin），认为新闻业在数字时代的危机不仅是发行量和收入等的困境，而且是“难以捉摸的新闻权威”的困境。

然而，尽管得到广泛应用，也有不少学者尝试厘清这一概念，但新闻权威概念仍显模糊，这阻碍了我们对相关学术问题的探讨。例如，新闻权威的来源究竟为何？在数字时代，新闻权威受到的冲击如何具体体现？有没有可能重建新闻权威？今天从业者的实践是否有助于新闻业重建权威？这些问题都有赖于我们进一步澄清新闻权威的概念。本文希望在前期学者的基础上为进一步厘清这一概念继续做一点努力。本文认为，新闻权威是以专业为基础的权威，是新闻作为一个专业或职业群体在公众面前所拥有的一种文化权威（Being an Authority），因此将其放在职业社会学（sociology of profession）的脉络中来理解将大有裨益。通过整合职业社会学早期重视职业化 / 专业化（professionalisation）条件问题的结构理论以及稍后的文化学派，重视竞争视角的控制 / 生态论学派，以及重视意义之沟通协商的互动建构论，本文希望为理解当下关于新闻权威的学术讨论提供一个略为深远的学术框架。从权威建构的底层逻辑入手，希望可以帮助学术界更好地认识和分析数字时代新闻权威的境况、变迁和挑战，并为如何重新确认新闻业权威寻找可行路径提供启发。

一、从权威概念开始：区分社会权威与文化权威

什么是权威 / 威望（Authority）？迄今为止已经有众多学者为之做出了定义。本文并不拟从经典定义开始进行梳理，而是希望直奔主题，寻找与我们的论题直接相关的定义。权威这一概念在政治哲学、社会学和法学等学科领域均得到了历时长久的广泛关注和研究。但是与我们讨论新闻权威最有关的视角还是职业社会学视角，也就是说，我们所说的新闻权威是新闻作为一个专业和职业群体所拥有的权威，它并非政治权威，也非指某一个具体的组织或机构能否获得权威。

但是，即便是分析专业的权威，对两种类型权威的区分也同样有益，这就是对社会权威和文化权威的区分。在社会学中，大部分关于权威的概念强调的是对行为的管控。例如，在韦伯的经典定义中，权威即指的是人们愿意遵守特定命令，将命令视为正当和符合社会规则的可能性。社会学家斯塔尔（Starr）认为，这其实是一种社会权威，因为它意味着对他人的社会行为发生影响，而文化权威概念其实是与此相区别的。文化权威指的是通过对事实和价值进行定义来建构现实，因此它更类似于知识权威或认知权威。社会权威可能只属于社会行动者，但文化权威可以甚至存在于文化物之中，如宗教文本、字典、地图、法律条文以及科学家的报告等等。

社会权威与文化权威有时候可能会叠合，即有的群体既拥有社会权威，也拥有文化权威，但是有的群体则只拥有社会权威，而并不拥有文化权威。例如，穿着制服的警察往往拥有社会权威，但也许并不一定拥有文化权威，因为人们也许私下并不认可警察的惩罚决定；而科学家拥有对自然界的定义的文化权威，但他们一般并不直接影响人们的具体行为。基于此认识，斯塔尔认为需要将文化权威作为相对独立的范畴来予以考察。

具体而言，文化权威指的是特定行动者被认为拥有一种权利来为他者创造关于这个世界所发生的事件的知识。斯塔尔将文化权威定义为一个个体或一个群体由于其社会角色而拥有的在意义判断上的正当性（legitimacy）。文化权威在不同社会都发生着重要作用，其作用往往首先表现为建构现实，另外往往也具有增进信任的作用。例如，成为文化权威往往就意味着一个人或一个群体的观点或言说会倾向于被相信，或被赋予被相信的权利。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确认，我们所说的新闻权威，属于文化权威的范畴。作为知识的建构和讲述者，新闻记者和其他职业群体如学者科学家等一样，共同为社会提供关于社会的基本知识。新闻学者泽利泽（Zelizer）和卡尔森（Carlson）等学者对于新闻权威的定义都符合这一文化权威的视角。例如，泽利泽认为新闻权威是一种“记者群体让公众接受自己是“真实生活”事件的权威和可信的发言人的能力”。卡尔森从发问开始，他说：“为何记者们应该被聆听”（why journalists should be listened to at all），其所持有的也是一种类似的对新闻权威的定义，即公众愿意接受由新闻职业群体而非其他来为其提供公共信息，反过来说，新闻记者拥有了告知受众的权利，拥有了被受众聆听的权利。

在引入具体的分析框架之前，有一个关于权威的基本认识需要被确认，这就是，权威并不是固定拥有，而是被构成的。一个专业群体的文化权威并非天然拥有，而是往往有赖于专业人士对自身专业正当性的塑造，也就是说，权威的建立和维持需要一套机制和正当化实践。在此，专业何以正当化，构成了理解专业群体之文化权威的核心，也因此，以探讨专业正当性建立为核心的职业社会学研究对我们理解文化权威概念将有帮助。下文希望把文化权威的创造、维系和演变放在职业社会学的脉络中来进行梳理。

二、专业何以正当化：结构 / 文化论的视角

在职业社会学看来，专业权威可以被视为一种独特的依存条件，依赖于专业（相对于其他群体或社区的）超乎寻常的竞争力。因此，要分析专业权威的获取或正当化，可以从专业何以形成的社会学分析中受益。

早期职业社会学研究以“职业化 / 专业化”为研究的核心问题。这一时期的学术研究主要关注一般的职业（occupation）要经历什么样的过程，才能够被称为“专业（profession）”，他们的研究因此热衷于提炼出职业化的一般过程，如培训体系、职业团体、规章制度、道德准则等各种结构性制度的建立被认为是职业化必要的条件。这一强调职业内部组织结构的学术传统被称为结构学派（structural school）。在专业化的问题上，另一部分学者则强调职业伦理、职业主义和从业者的意识等，体现出文化视角，如米勒森就认为，职业化的过程除了取决于行业从业者能够获得相对确定的知识与实践以及行业活动的具体化，也有赖于行业的从业者的自我意识的发展。

因此，早期职业社会学研究的“结构学派”和文化学派一起，为勾勒何为专业，或者说专业一般具有哪些共同特点提供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内生性（endogenous）分析框架。概括而言，一个职业或工作类型要成为一个专业，往往需要具备三方面的特征或条件：首先，一个专业往往建立在被这个专业社区和同行确认有效的同业规范上，同业规范为行业成员提供必要的知识和训练，这是同行共议（collegial）的特征；其次，专业往往建立在特定技术和专门知识的基础上，且这种知识技术需要建立在理性和科学的基础上，这是认知（cognitive）层面的特征；第三，专业的判断和建议需要朝向一系列实质性价值观，往往拥有超越利益导向的公共伦理，这对应的是道德层面（moral）的特征。

上述制度和文化并重的分析为我们理解专业何以形成提供了一个重视职业群体自身建设的内生性框架，即，权威的基础首先是个专业内部的问题，包括专业内部能不能设定自己专业的规则和标准，并且在这些方面达成一致。按照这个内生性框架，与专业形成的三方面条件相对应，专业权威的正当化往往也对应着三方面的要求：（1）建立符合科学理性特征的独特的知识体系有助于建立专业的认知正当性；（2）建设具有公益属性的职业伦理有助于建立道德正当性；（3）通过专业协会的形式将同业共识予以确认等方面的努力和实践则有助于建立同行评价的正当性。三者共同作用于专业权威的形成。

这一框架对于我们认识数字时代新闻权威的变迁具有启示，即，新闻权威能否得到维系将首先取决于专业自身的建设。即，在数字化的冲击下，新闻职业社区是否仍在践行其在前数字阶段建立起来的报道事实的认知程序从而继续维系其认知正当性？是否仍在践行服务公共利益的职业伦理从而维系其道德正当性？以及，是否在这些共识的基础上维持了职业社区内部的整合并落实于制度，从而维系了其同行共议层面的正当性？这些都将关系到其在数字时代能否继续维系专业权威。从目前的观察来看，尽管部分媒体机构仍在坚持，但也有相当多的媒体机构受制于注意力竞争以及与此关联的商业竞争，选择了部分放弃，这可能包括：减少在传统新闻采集中受到高度重视的面对面“采访”，转而依赖社交媒体引用；减少在传统专业新闻中占据主流的原创报道，转做二手知识的聚合；为捕捉网络热点，对在传统新闻采集中占据核心位置的事实核查等工作程序有所放松；减少或撤销能够扮演社会公义角色的深度调查报道，转而增加主要扮演娱乐角色的对热点话题的追逐和炒作方面的内容等，这些都可能消解新闻业认知正当性和道德正当性。另外，来自公众的后真相话语以及对新闻业炒作、博眼球等的批评也折射出数字时代新闻业的道德正当性正在遭遇危机。

这一框架尤其重视对职业社区内部整合度的分析，在这一学派看来，一个内部整合的专业更可能拥有较高的正当性，反之一个专业如果内部差异越大，其专业正当性就越可能受到威胁。这启发我们需要进一步去观察和研究数字化冲击下专业内部的整合和分化问题。从目前的观察来看，新闻媒体在面对数字化挑战上的策略差异，可能导致新闻业的内部分化，整合度降低。分化和差异不仅体现在传统的专业媒体机构之间和同一个编辑部内部，还出现在新闻作为一个专业与未受过专业训练的非常规从业者如自媒体运营者之间的分化。因此，随着数字新闻场域的扩大，分化和离散的趋势将成为必然，而这一趋势将削弱新闻业的专业权威。

三、专业何以达成：控制 / 生态论的视角

以上提供的是一个分析职业何以正当化的“内生性”视角，这一视角将职业正当化的过程视为职业成员作为主体自身的努力，是这些行为主体实践和互动的结果。在这一视角下，专业权威的获得与否与外部的环境或行为主体并无太大关联。但 20 世纪 70 年代职业社会学中出现的“垄断学派”(monopoly school) 和控制权理论则体现了与此不同的外生性视角，它们将视野投向职业与外部主体尤其是竞争性职业之间的互动，将职业化的生成看作是专业的垄断性和排他性实践，以及与其他群体竞争的结果。职业正当性因而也建立在这一垄断和竞争之上。

拉尔森的市场控制（market control）理论与阿伯特的管辖权控制（jurisdictional control）理论是这一学派的主要代表。其中，拉尔森从职业对市场的垄断角度来分析职业化，认为职业化的关键首先在于标准化与垄断化的职业教育，职业往往通过对服务市场中的收入机会以及职业位阶中的地位与工作特权的垄断来巩固职业的社会结构与地位。阿伯特的职业管辖权理论则重视强调不同职业之间的竞争和冲突，即管辖权（jurisdiction）的“边界划分（boundary making）”过程。这一理论把竞争作为最根本的社会互动过程，认为职业之间在对工作的控制上不可避免地产生冲突，职业的发展正是在处于同一工作领域的不同职业对于管辖权边界的冲突中得以完成。

这一理论流派也为我们理解新闻业在数字时代的职业权威提供了独特视角。按照这一视角，在数字时代之前，报纸、广播和电视等媒体的记者和编辑垄断性地享有报道公共信息的管辖权。这一垄断性状况或许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方面，这确实是新闻职业自身进行排他性控制的结果，依托国家规制，新闻业在准入资格、行业协会和职业伦理等方面都具有较高的行业标准和社会封闭性；但另一方面，我们或可以将这种垄断和控制视为前数字时代的天然垄断，以与 web2.0 时代所造成的对这一垄断局面瓦解的现状进行对照。在报纸、广播和电视媒体占主导的时代，由于制作和分发新闻的技术门槛和经济成本很高，即便不考虑执照问题，创办一家报社或者杂志社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需要依赖于一定的人力、发行成本和组织化，更不用说建立广播和电视台所需要的技术基础和经济成本了。因此，普通公众以个体或小规模形式进入信息传播行业的可能性都很小。这说明，不仅是行业准入门槛，经济准入门槛也限制了其他个体或群体进入这一行业的可能。

但是上述天然垄断优势却由于技术的变迁受到极大冲击，这尤其体现在 web2.0 技术的兴起上，这使得普通个体均有机会成为内容的生产者。也正因此，“我们媒体”（We the media）的出现成为普遍现象。在我国，不仅公民参与信息传播的活动大为增加，如社交媒体平台上的大 V、自媒体、创业媒体和公民博主等均涌现出来，与此同时，原来作为消息来源（source）存在的各级政府部门、政务机构、企业和社会群体等，也纷纷建立自己的社交媒体账号，直接向公众发布信息。这些现状说明，尽管国家仍然维持了对新闻资质的限制，但在现实中，技术显然已经打破了前数字时代新闻职业的社会封闭性，摧毁了之前的天然垄断，使之成为一个全面开放的行业。

可以说，今天新闻学术界关于新闻业危机的诸多话语均体现了上述关于专业控制权消失之后的感叹。例如，韦斯伯表示，新闻业只是当下传播环境中的一员，它无法控制其他行动者的话语和行为，新的行动者参与到了传播的竞争中，并成为了重塑传播场域的重要力量；李拓和白红义将诸多学者的相关论述概括为“在动荡的新媒介环境下，新闻业不再是唯一的‘故事讲述者（storyteller）’”。

但是，天然垄断的瓦解只是一个大前提，要理解新闻的专业权威变迁，生态论比垄断论更具有分析力，其中的边界划分和边界工作（boundarywork）概念颇为有益，它提示我们应该关注新闻业正在如何面对进入新闻场域的新兴行动者，如何与之互动，如何通过划界来捍卫自己对特定新闻传播活动的管辖权？这一过程可能颇为复杂。例如，与众多自媒体相比较，具备新闻资质的从业者将可能因为拥有采访政府部门的特权而得以维护对特定的工作领域（如时政新闻报道领域）的管辖权，不过，专业媒体在这一领域却需要与各级政务新媒体进行竞争，因为后者天生具备第一时间发布政府数据和声音的机会和动力，因而它仍然难以垄断这一工作领域。划界不一定是形成垄断，也可能是形成生态链。例如，今天的新闻专业媒体需要处理与各种科技公司和平台的关系，它们可能与一些互联网公司合作进行内容生产，但也可能仅从后者获取受众数据、热点搜索或技术支持，使后者成为其产业链的一个环节而已。值得关注的是，由于未能与其他非专业的信息传播者进行划界，而是共同在今天的平台新闻生态中平等呈现，这就使得缺乏专业审核的自媒体甚至社交机器人发出的虚假信息或谣言等均可能造成对专业权威的侵蚀，因为公众无法区分而将其视为专业的“失序”和“失信”，导致对专业文化权威的侵蚀。

划界的工作也不仅体现在物质层面，它也是一种话语实践，通过话语来重新划定边界是一个普遍现象，这一现象也颇受学术界关注。例如，一些学者发现，针对踊跃从事新闻报道的一些自媒体和创业媒体，新闻专业社区已经开始进行策略性应对，如进行选择性吸纳；也有学者呼吁应该将这一类媒体看作是新兴新闻生态中的有机行动者。这些策略均可能参与到专业的重塑过程，影响专业权威的维系和建构。

四、专业何以正当化：互动建构论视角

在社会学家看来，对任何群体而言，权威的积累都需要至少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内部共识问题，另一个则是外部的正当性问题。如果说结构 / 文化学派主要讨论的是内部建设及共识问题的话，控制生态论视角则从与相邻职业的竞争和互动的角度触及了职业的外部主体问题。但外部的正当性问题不止于此。由于职业化的一个重要维度是客户对职业从业者专业知识的信任、尊重与依赖，因此，职业外部正当性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涉及与服务对象之间的意义沟通，需要通过与后者的协商沟通来实现。

这一视角体现的是在互动中的意义建构，笔者将其归纳为互动建构论。在互动建构论视角下，职业正当化主要是一种沟通行动，当然这一沟通既可以朝向职业社区内部，也可以朝向外部公众。在这一视角看来，专业需要通过特定的方式和途径将专业内部正当化的努力作为一种信息符号既在职业社区内部流通，也向外传达给客户。对新闻专业而言，就是传递给读者、观众、用户或曰广义的公众。因此，在职业社区内部充分沟通，以及与广义的公众进行沟通是新闻专业建立正当性的重要方面。换句话说，新闻权威需要在职业群体内部以及职业群体与公众 / 读者的沟通中实现。

若要对这一视角进行理论渊源的追溯，可以认为它是受到社会建构论（social constructi-onism）影响的产物。社会建构论是 20 世纪 60年代以来在社会科学领域出现的一个思潮或曰广义的理论路径。受到语言学转向的影响，这一理论框架的基本点就在于，认为不同的社会现实面向，如概念、信仰、规范和价值等，都是在持续的沟通和协商中才得以形成，是由集体性的人类互动和种种文化实践等塑造和维持。职业研究中的互动建构论即秉承了这一分析路径，将职业权威视为一种“社会建构物”（A social construct or construction）。作为服务对象或广义的公众对特定职业群体所持有的信念或信任，职业权威是在专业群体与公众之间的沟通协商中得到建立。纵观今天新闻学术界关于新闻权威的讨论，都可归为这一范畴。例如，在这一领域做出开创性贡献的泽利泽，以及出版了有关数字时代新闻权威问题专著的卡尔森（泽利泽的学生）提出的关系理论，这些都可以认为是对这一理论视角的充分运用。

职业群体与公众的沟通方式有多种，其中有两种形式最值得关注，这在卡尔森的专著中得到了重点讨论。

（一）文本的作用

一种是文本的作用。卡尔森认为，由于记者和他们的受众很少在一对一的空间直接互动，有关新闻业权威的沟通往往是通过新闻文本这个中介来实现，受众也是通过与新闻文本的互动来与记者相遇。因此，新闻权威实际是一种“中介化权威”（mediated authority）。故而，探讨新闻文本的形式特征是否有助于专业的正当化是探讨新闻权威的重要方面。按照这一视角，新闻文本中不断重复的视觉和叙事形式如文本结构、纸媒的排版、视觉设计、图片的选择和使用方式等都在新闻权威的建构中扮演重要角色。例如，传统新闻业所采取的倒金字塔叙事结构、相对严肃的语言风格和标题、中立的语言修辞、直接引用（sourcing practice）；电视新闻中播放现场声音等的方式都是通过文本形式建立新闻业文化权威的有效方式，这些文本形式有助于塑造事实感（sense of factuality），强化新闻业作为重大公共事务忠实记录者的角色。

但是在数字时代，高度的注意力竞争对传统新闻业的文本形式产生了剧烈冲击，因而可能对新闻的专业权威产生消解的作用。不过这一点似乎尚未引起我国学术界的充分关注。从现有的研究和观察来看，笔者发现，不少媒体为应对社交媒体挑战而开设的社交账号或称“小编新闻业”已经采取了模仿网络风格的迥异于传统新闻业的文本形式，这包括，刊登更多娱乐化的新闻内容和主题；评论与报道的分野被搁置，发表观点化的新闻；放弃中立修辞，采取高度情感化的语汇和语句；标题充满互动特征；突破“防火墙”设置，刊登以商业广告为诉求但形式与新闻极其相似的“软文”以获取收入；等等。这些文本形式可能无助于塑造新闻业作为重大事实记录者的角色，也模糊了与其他非专业自媒体的区隔，因而可能作用于削弱公众对于新闻业所持有的独特信任。

（二）新闻界的自我叙事

上述分析说明，新闻本身的叙事（narratives of journalism）可能已嵌入新闻权威的形成，但新闻界关于自我的叙事（narrative about journalism）同样值得关注。

学者们认为，新闻界在各种不同的场所均发表着关于自我的叙事，这包括，在行业期刊上讨论新闻业务，围绕新闻丑闻或记者偏差行为进行职业社区内部的讨论或公共讨论，表彰或纪念特定的媒体角色范例，记者们关于职业生涯的回忆，或者记者在社交媒体上的牢骚和抱怨，这些都可能构成关于新闻业的自我叙事。正是在这些叙事中，新闻界得以向职业社区以及向公众表达自身对于何为新闻、何为好新闻、何为恰当的新闻采集程序以及何为新闻的社会角色等等的定义，围绕道德、正当性、质量以及规范性等进行阐释。

泽利泽是最早将这一分析路径引入关于新闻权威研究的学者，20 世纪末她的一系列研究都围绕美国社会的新闻权威何以被建构展开。在她看来，新闻权威首先是在新闻业的自我实践中生产出来的，她通过对“肯尼迪遇刺事件”的电视报道过程以及围绕报道相关的话语、阐释和修辞等的分析表明，正是这些策略性的实践以及话语使得新闻权威得以在新闻职业社群内部以及在公众之中生产出来。例如，她发现，新闻阐释社区对于记者“目击者、代言人、调查者和阐释者”身份的强调，在这一职业的正当化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她甚至进一步认为，权威往往是通过话语被表演出来的（authority is performed through discourse）。

这种对自我的叙事也被称为新闻业的“元话语”（metadiscourse），或者是 Peter Dahlgren所说的对新闻业的“定义的控制（definitional control）”。这种自我定义对于新闻专业正当化如此重要，以至于有学者说：“元新闻话语其实是一种想象新闻业的行为，目标是将这些观念被接受为自然和正当。”

记者们需要维护自身作为公共知识权威的定位，这也总是引发争议。尤其是在数字时代，关于何为新闻、何为好新闻的定义在数字时代遭遇了广泛的竞争。受泽利泽研究的启发，我国学者也展开了相关研究，发现这种争议普遍存在：针对新新闻行动者们如自媒体博主或不符合专业定义的“前记者”；或针对社交媒体时代兴起的弥漫的大众媒介批评，我国的新闻职业社区展开了积极的策略性话语实践，将自身关于选题的决策、认识论决策和阐释决策向公众沟通，以争夺对新闻的定义。这些话语实践可能有助于新闻业把自身在社会中扮演的中心角色传递给读者和受众，并激活职业社区内部的自我认同，从而可能对于专业权威的维护有所裨益。不过，究竟效果如何，是否真正能重新夺回公众的认可，尚缺乏确切的研究。

五、去正当化与重新正当化：数字时代新闻权威的未来

数字时代新闻权威何去何从？要理解这一问题需要进一步厘清新闻权威概念。本文将新闻权威视为一种专业所拥有的文化权威，尝试将其还原到职业社会学的脉络来理解，认为回答新闻权威的问题，实际上就是回答新闻作为一个专业何以成立以及何以正当化的问题。通过梳理职业社会学领域的三个不同的流派，本文为分析数字时代新闻权威可能的变迁提供了一个分析框架。下文以此为基础做一点延伸讨论。

在数字技术不断更迭创新的当下，新闻业作为一个曾经拥有文化权威的职业群体，会否或能否继续维系其作为一个专业的正当性？笔者认为，理解这一问题的核心在于考察数字化技术进程中出现的两种相互竞争的趋势，即，专业的去正当化（delegitimation）和重新正当化（relegitimation）趋势。两种趋势的相互交织将帮助我们描述新闻权威在数字时代遭遇的竞争，也将解释新闻权威在遭遇竞争的条件下，如何被创造、维持和捍卫。

本文所梳理的分析框架对于我们分析这两种趋势均有意义。

首先，控制 / 生态论视角为理解数字时代新闻专业的去正当化趋势提供了基础框架。这一视角将专业的达成视为一个专业群体对特定市场的垄断和排他性实践的结果，这促使我们看到，数字技术从根本上催生了去专业化趋势，即，它破坏甚至摧毁了传统新闻专业对信息传播活动的垄断，将其变为开放的场域，普通公民、互联网公司、创业资本、社会组织或政府机构等均可以参与进来。由此，专业与非专业之间并无边界，而是共生并置在以平台为基础的新闻生态中。从这一角度，web2.0 技术显然首先扮演了颠覆性的角色，迫使新闻职业的天然控制权丧失，这是打破和消解新闻业之文化权威的基础力量。

作为一种内生性视角，结构 / 文化学派的观点更重视专业自身的建设，这既包括专业协会和资质培训体系等物质层面的建设，也包括涉及认知层面的技能和知识体系以及职业伦理等文化层面的建设。在这一视角看来，只有在内部共识达成的基础上，才有可能促进共同利益的阐述，通过共同努力获得外群体对这个群体的认可甚至开放资源和特权，因此专业自身的内部建设是基础。当数字技术打破传统新闻业对信息传播活动的管辖权，这一视角提示我们去观察这一专业自身的表现。从笔者的观察来看，一些去正当化趋势可能正在发生，这包括：传统专业知识和技能体系受到冲击，变得碎裂甚至部分解体，但新的专业知识体系尚未建立；与之相应，传统的专业培训体系也受到冲击，变成了汇集传统新闻采集和核实规则与网络写手及擅长运用煽情手法的小编技巧等的奇异组合；而面对新闻场域新兴的进入者，专业协会也并未体现出控制市场或将新入场者驱逐或整合的组织化能力；以采访、报道、核实及客观报道为认知程序的传统专业实践被部分放弃；专业内部共识被削弱甚至出现新的分化；等等。

伴随上述“物质”层面的去正当化趋势，在话语和意义层面，我们也可能观察到诸多表现。互动建构论视角启发我们去观察面对危机的职业或公众话语，例如，面对危机，所谓“唱衰”新闻专业的话语变得流行，即是一种值得重视的去正当化力量。它正在与其他去正当化趋势一起成为新闻专业权威的消解力量。

但上述三种视角同样提示我们需要去观察在此过程中是否涌现出了一些反向的重新正当化的趋势。控制 / 生态论提示我们，需要观察新闻业究竟如何与新闻场域的新兴行动者互动，并在互动基础上建立新的管辖权？在互联网时代，传统上作为消息来源的政府机构、企业和社会组织纷纷创立自己的媒体，新兴的技术行动者如互联网平台公司以及各种提供技术开发和应用的公司也都开始介入原来由新闻专业垄断的工作范畴，甚至技术本身如人工智能应用技术等也开始成为工作中的角逐者，在这样的条件下，新闻专业如何与他们进行竞争和合作从而重新确立劳动分工，值得关注。在笔者看来，新闻专业也许只能通过进一步明确自身的职业角色，如以对社会重大事务的求真报道为己任，将自己与“公关类”的政务或企业自媒体等区分开来，并且以这一角色定位来确立与互联网公司和科技公司的合作生态，从而确立自身的业务范畴，才可能让专业权威得到维护。但这里面最核心的问题还是市场结构，能否通过独特的业务范畴维持市场份额将是专业生存和正当化自身的关键。

结构 / 文化学派给我们的启示则是，面对来自新兴行动者的挑战，新闻专业能否重塑职业正当化将首先取决于这个专业自身的努力，即，这个职业群体能否坚持按照“专业”的标准来形塑或重塑自身。这包括，在受到技术冲击的条件下，能否维系一套建立在理性科学基础上的认知程序，维系或创造一种超越利润和利益诉求的具有公益性质的新的道德伦理，能否确认或创造出新的内部整合和共识以及能否基于内部共识来建立起训练规范和体系，等等。每一个媒体作为专业社区的成员都首当其冲，若要重新树立新闻的专业权威，媒体并不应该“慌不择路”，更需要做的是认清自己作为一个专业或职业群体，自身文化权威或正当性的来源究竟为何，有所坚持，奉献于自己所定义的专业极为关键。不过，值得说明的是，这并不是说媒体只能通过坚持传统新闻业的原则和程序才能确认专业，事实上，对旧有的认知程序、技能体系以及伦理规则进行适度的改造都是必然。近年来有学者提出应该增加吸纳、收编基于社交媒体的特征以重塑新闻权威，将即时性（immediacy）、透明度（transparency）和交互性（interactivity）等吸纳进来重建新闻知识体系，以及吸纳主观性和情感重新建立新闻认识论，这些看法均体现了这样一种努力。

而从互动建构论的视角，在受到数字化冲击的当下，新闻职业社区的沟通行动也显得相当重要。新闻机构和从业者能否持续不断地坚持以区别于非专业的文本和叙事形式来与公众沟通，又是否能够积极应对公众的媒介批评，通过话语实践在公众当中重新建立起专业想象，以及重新确认专业身份都值得关注。

总体而言，上述分析都是在这一职业社会学框架下做出的初探性讨论，本文希望这一理论梳理和建设的工作能够为未来的实证研究提供帮助。由于现在国内外学术界在新闻权威问题的讨论上均偏向于互动建构论，重视关于专业的话语阐述及文化和意义方面的建构，却相对忽视对物质层面的关注。本文因此也呼吁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关注新闻专业的知识和培训体系在数字时代的变迁，数字化冲击下新闻专业内部竞争性市场的形成和分化，新闻专业与其他主体如互联网平台公司或科技公司等在竞争与合作之下如何重新建立分工等等问题。本文希望通过这个框架帮助学术界从更完整的面向来理解数字时代新闻权威的问题。

最后想要指出的是，本文提出的分析框架并非是去语境化的。笔者深刻认识到，我们不可能脱离语境来探讨专业或专业权威的发展。专业或专业权威的形成和变迁始终是在特定的社会政治语境下完成，或者说总是嵌于特定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环境。因此，在具体的分析中，本文所提供的框架应该放在特定语境下来进行，不管是专业主体的专业化意愿和行为能力，还是专业行动者能够运用来与非专业或半专业行动者进行协商博弈的工具，甚至专业行动者用于自我叙事的话语资源，等等，均受到国家角色和市场结构等的限制性影响。因此，正当化专业的实践和话语均是在特定的政治经济脉络、国家制度和社会背景之下展开，新闻权威也正是通过与后者的互动得以实现。

作者：李艳红，中山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中山大学城市治理创新研究基地主任，广东深圳 518060

原文刊载于《新闻界》杂志2024年第3期，参考文献及注释详见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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